縱觀人類發展歷史，“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發展史中，開放的時代，是繁盛的時代、快速發展的時代；封閉的時期，則是落后的時期、發展遲緩的時期。漢唐盛世，因開放而更加繁榮。清末時期，則因閉關鎖國而淪為列強瓜分的魚肉。直至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后，我國走出了一條以開放促改革發展的成功道路，創造出長期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中華民族再次以昂揚姿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更高水平開放成為新時代的鮮明標識
開放之所以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在于開放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開放可以改變資本、勞動力的投入規模，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升級，促進改革和經濟制度變遷，為經濟發展注入不竭動力。進入新時代以來，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滯！”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統籌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明確了開放要求、開放目標、開放布局等等，鮮明宣示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融入世界、擁抱世界、貢獻世界。由此，更高水平開放成為新時代的鮮明標識，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推動力量。
更高水平開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社會化大生產為自己的物質基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相對狹小的國內市場無法容納龐大的生產力，要求突破國內市場的邊界，社會分工發展為國際分工，社會生產發展為國際投資和國際生產，國內貿易發展為國際貿易，經濟全球化成為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必須擴大對外開放，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積極參加經濟全球化。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市場在配置資源中必然要沖破地區和國家之間的限制，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市場連成一體，在全球市場配置資源。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就要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優化全球資源配置效率，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同時，我國經濟體制還不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需要自我完善，全面深化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就更加需要在更高水平開放中，借鑒別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成熟經驗，對標先進的國際經貿規則，輸入改革的外部動力，沖破內部的改革阻力，形成開放與改革的良性互動。
更高水平開放是新發展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高質量發展不再簡單依賴要素資源投入擴張拉動經濟增長，而是主要依靠培育新的經濟競爭優勢，提升全要素效率，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只有全面提高開放水平，使要素低廉的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變，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世界創造中心轉變，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吸收外資大國向對外投資大國轉變，全球經濟治理的參加者向重要貢獻者轉變，在更高水平開放中促進改革，為廣泛利用世界市場和全球優質要素資源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外部條件，才能更好地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此，就要“繼續推進對外開放，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
更高水平開放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要求。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營造優良營商環境，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為我所用，才能快速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更好實現創新發展；在更高水平開放中，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使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和沿邊地區從開放的末梢變為開放的前沿，以開放促進中西部更快發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均衡協調發展；在更高水平開放中，引進氣候友好型技術，吸收符合環境保護標準的優質外商投資，發展綠色貿易，加強環境治理國際合作，借鑒先進國家發展綠色經濟的經驗，有助于實現綠色發展；在更高水平開放中，擴大外資準入范圍，引導優質外資進入公共服務領域，有助于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共享發展。
更高水平開放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只有更高水平開放，才能在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更快打通生產關系各環節的堵點；只有更高水平開放，才能釋放國內大市場的優勢，強化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避免脫離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穩定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建立安全可控的供應鏈體系；只有更高水平開放，加強國內外經濟技術合作，才能更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術，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
更高水平開放是應對世界經濟大變局的正確抉擇。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重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引發全球創新競爭更加激烈，全球經濟結構面臨重構，人類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深刻變革，給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帶來廣泛深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態勢明顯。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不能適應世界的變化，正面臨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出現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貿易摩擦沖突上升，國際經貿規則趨于碎片化，多邊經濟貿易體制面臨嚴峻挑戰。新冠疫情爆發和反復，嚴重沖擊了全球經濟的穩定性，而各國應對疫情政策的非同步性、經濟復蘇的非同期性和非均衡性，暴露出世界經濟的脆弱性。俄烏沖突爆發，加劇了世界的分化，導致全球部分供應鏈斷裂，石油、天然氣、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企，給脆弱復蘇的世界經濟蒙上新的陰影。在世界大變局中，我國既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面臨空前的挑戰。實行更高水平開放，既是支持經濟全球化、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實際行動，能夠為世界經濟恢復發展注入信心和動力；也是營造友好外部環境，應對世界大變局的挑戰，把握機遇，推動我國經濟穩健成長，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抉擇。
以制度型開放和經濟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引領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
矚望新征程，我國將在更高水平開放的道路上砥礪前行，以更高水平開放推動民族復興偉業。對內以制度性開放為核心，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對外積極參加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經濟全球化惠及更廣大國家。
推動制度性開放，就要研判國際經貿規則變遷的趨勢，對標先進的國際經貿規則，不斷推進邊境規則的自由化、便利化，以“邊境后措施”為重點，構建“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的開放制度。升級區域開放平臺，以自貿港、自貿試驗區等區域平臺引領制度創新，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規范補貼行為，打造非歧視的規制體系；推進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全面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和公正監管制度，建立競爭中性的規制體系；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完善政府決策信息的披露制度，營造透明公開的治理環境；塑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形成要素流動自由、投資經營便利、服務優質高效的體制機制。
在制度性開放中，尤其要妥善處理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完善風險防范機制。一方面，確立開放的安全觀，只有堅持更高水平開放才能更好實現國家安全，只有掌握開放主動權才能保障國家安全，只有積極參加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才能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確立積極的安全觀，只有防范風險前置才能有效控制開放風險，只有建立完善的風險防范機制才能有效應對風險。因此，我們必須立足國情、著眼長遠，堅持獨立自主與擴大開放有機結合，按照先試點后推廣的原則，根據國內承受能力推出開放舉措，增強糧食、能源、資源等的自給能力，守住經濟安全底線，發揮制度優勢，實行重大科技聯合攻關，提升關鍵技術自主創新能力，提升高科技產品自主開發能力，提升國內產業鏈供應鏈韌性。
在此基礎上，對外我們要更加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倡導“以規則為基礎、共同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全球化，推動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具體實踐中，要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推動高水平“一帶一路”建設，增加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幫助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提升參與國際貿易的能力，緩解經濟全球化中國家間利益不平衡的矛盾。積極參加區域經濟合作，構筑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支持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機制改革，積極參與新興領域全球經濟治理規則制定，促進建立互利共贏、公開透明的數字經濟國際規則，推進綠色發展、產業鏈供應鏈等新議題談判，推動構建投資便利化多邊框架，維護多邊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使經濟全球化造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