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亮
陳亮，文學博士，1981年出生，有評論、散文、小說散見于報刊，現供職于媒體。有文學研究和評論文章散見于《文藝爭鳴》《詩探索》《中國詩人》《理論與創作》《詩林》《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星星詩刊》等。2012年為《南方日報·中國文學現場》主要撰稿人。參與編輯有《朦朧詩選》《青春詩歌經典》《中國新詩年鑒》等。
希尼是愛爾蘭詩人，1995年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中國讀者，我們能看到的希尼譯著，主要是吳德安等翻譯的《希尼詩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此外，袁可嘉、黃燦然等人也有希尼詩歌的譯作。坦率地說，希尼詩歌的漢語譯作普遍質量不高，名詩缺乏權威譯作。這大大妨礙了希尼詩歌在漢語世界的傳播，也讓那些希望在漢語中領略希尼詩美的讀者，不得不隔著語言的汪洋興嘆。
拿《希尼詩文集》來說，書中的詩歌部分是由吳德安翻譯的，散文部分有別的譯者。散文中涉及到的希尼的詩，有的已經與前邊吳德安的譯本有很大不同。同一本書中的希尼都有差異，可見普通的讀者想要準確地理解希尼該有多么難。
不同譯本之間的差距讓讀者無所適從。袁可嘉翻譯的《挖掘》，將“my father”譯為“我爹”，如：“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同樣在《追隨者》中，袁譯第一句為：“我爹在耕地，把馬匹驅趕。”而這兩首詩的吳德安譯本，“my father”都譯為了“父親”。這兩首詩記述的是詩人的童年生活，采用了童年的視角，由此猜想，袁譯用“爹”，可能是為了追摹那種兒童的口語風格。但讓一個愛爾蘭小孩說出“爹”，總有些不倫不類。在那首描述弟弟之死的《期中休假》（吳譯《期中假期》）中，袁譯和吳譯倒都將“my father”譯為“父親”。“爹”和“父親”雖然指向同一個人，但這兩個詞的氣質完全不同，召喚了完全不同的語境。
這種翻譯差別只會影響到對詩歌風格的感受，還不會太影響我們把握詩意，但有些翻譯的差別卻會導致對全詩理解的歧義。希尼有一首名作《The Railway Children》。黃燦然譯為《鐵路兒童》，吳德安譯為《鐵軌上的孩子們》。此處將黃燦然譯本錄上：
當我們爬上路塹的斜坡
我們的眼睛便與電報桿上的白磁杯
和咝咝發響的電線齊平。
像可愛的悠閑之手它們向東向西蜿蜒
好幾英里直到我們看不見，懸垂
在它們被燕子壓著的負荷之下。
我們很小并且自忖我們不知道
那些值得知道的事。
我們料想文字在電線上行走
藏在那一小袋一小袋閃閃發亮的雨滴里，
每一袋都種子般裝滿了
天上的光，生輝的句子，而我們
相比之下是如此的無窮小
簡直可以一下子穿過針眼。
吳譯第二段為：“像隨手畫的可愛的線，它們/向東邊彎出幾英里又轉而向西，在/燕子的重負下垂著。”這一段描寫電線，黃譯說電線“像可愛的悠閑之手”，而吳譯說電線“像隨手畫的可愛的線”。到底是像手還是像線呢？黃譯說電線“向東向西蜿蜒”，而吳譯說電線“向東邊彎出幾英里又向西”。吳譯明顯不合邏輯，向東又向西不就折回來了么？黃譯中所說“直到我們看不見”，吳譯中并未體現。后邊的一句黃譯說電線被燕子壓著，而吳譯為“燕子的重負”，“壓”是向下的動作，“負”是承著身上的東西，完全相反。這一段原文是“ Like lovely freehand they curved for miles/ East and miles west beyond us， sagging/ Under their burden of swallows.”可見黃譯是更為忠于原作的，但也過于“硬”了。
第三段黃譯“我們很小并且自忖我們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而吳譯“我們都很小，自認無知/毫無價值”。由原文“We were small and thought we knew nothing/ Worth knowing”可知黃譯是準確的。但若不讀原文，這兩句完全不同的意思會令讀者困惑。第四段吳譯：“每滴都飽含著/天空的光亮和電線的閃耀，而我們自己/在天平上是如此微不足道。”除“種子般裝滿”和“飽含”、“相比之下”和“在天平上”的差別外，最重要的差別是“生輝的句子”和“電線的閃耀”。希尼的原文是“the gleam of the lines”。“lines”在英文中既可以做“線”講，也可以做“句子”講。我們可以想見細雨中電線掛滿水滴，因為連電而偶爾閃爍，就像通過電線傳送的電報中的話語在閃爍。原詩中有很妙的雙關含義，在譯作中卻只能擇其一端。
再退一步講，即使我們忽略了譯作中意義的歧異，大略知道了詩人在表達些什么，卻也因為語言的差異，很難完整地感受詩人傳達的過程——而享受一首詩的表意過程正是閱讀的最大樂趣，甚于得到一個意義。據希尼自述，他很重視語言的創造性。這種創造性的語言對英語讀者來說，可能會引起驚喜和震撼，但這正是最難翻譯的。希尼談到《挖掘》這一首詩時說：“在《挖掘》這首詩中寫我父親‘粗糙的長靴穩踏在鐵锨上’，‘鐵锨長柄/緊貼著他膝蓋的內側結實地撬動。’‘撬動’和‘結實’兩詞在英語中屬于不同性質的范疇，作為詩讓人感到驚奇的就是這種語言的活力。”（見《希尼詩文集》中吳德安對希尼的采訪）然而這種讓人“感到驚奇”的東西在漢譯中卻蕩然無存，我們完全體會不到“撬動”和“結實”在此處有何特殊。更不用說黃燦然的譯本：“長柄/貼著膝頭的內側有力地撬動。”
讀希尼詩歌的中文譯本容易讓人想起一些老話，比如“詩就是翻譯中失去的東西”。然而好的翻譯正是反抗這種失去宿命的過程。在希尼已離開人世的今天，我們期待有更好的譯本，讓希尼在漢語中更好地活下來，期待有一雙“lovely freehand”擦拭希尼的面影，讓他在漢語中更清晰地被我們辨識。
偏愛讀詩的荒謬
波蘭詩人辛波絲卡有這樣一句詩：“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種種可能》）
對于現在的許多人來說，不僅寫詩是一件荒謬的事，讀詩也成了一件荒謬的“少數派”行為。詩歌邊緣化，已成為一個無需多次重復說起的事實。
不讀詩，可以有很多個理由。比如說：太忙，讀不懂，可供消遣的東西太多，手機上的信息都看不過來，現代詩寫得太差，等等。然而，讀詩只需要一個理由。我想用美國作家卡佛的話作為這個理由：“文學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匱乏。”
文學（尤其是詩歌）不僅向人們提供新的經驗，也向人們提供一種新的、富有美感和想象力的體驗世界的方式。
《世說新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謝安和子侄們在雪日聚會，他要子侄們用一物來比喻飛雪。謝安的侄子謝朗說：“撒鹽空中差可擬。”謝安的侄女謝道韞說：“未若柳絮因風起。”謝道韞以柳絮喻雪，得到了謝安的稱贊。這就是詩意的語言，也是詩意的體驗。普通人看到雪可能只會覺得冷，或心有美感而難以表達，是詩敞開了我們體驗美的道路，讓雪的美澄明起來。我們看到柔雪，會想到謝道韞比喻的飛絮，看到暴雪，會想到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好的詩歌，總能一次次地喚起我們新的感受。
現在的人們每天通過各種媒介能接觸到海量信息。看似信息豐富了，人們卻只是走馬觀花地瀏覽這些信息。娛樂新聞、肥皂劇、綜藝節目，這些快餐式的娛樂消費品，能給人一些忙碌后的消遣，卻難以給人真正的美感體驗。總是沉浸于這些文化快餐，人們會逐漸喪失對世界的感知能力。我們生活在喧囂中，卻可能正經歷著匱乏。詩讓我們在沉默的閱讀中意識到自己的匱乏，讓我們豐饒起來，心中充盈著美。
讀詩是一種與看電視劇、看網絡小說完全不同的體驗。墨西哥詩人帕斯說：“閱讀是放任的對立物，閱讀是一種聚精會神的活動。”這種聚精會神讓我們在快的生活中慢了下來，讓我們忽視那些稍縱即逝的東西，而注目于那些更為長久的東西。這種聚精會神不僅讓我們更深地體驗世界，也讓我們更深地體驗自己。所以帕斯說：“閱讀是通向我們自身的無可置疑之路。”
然而這一切有什么用呢？感受到雪花如柳絮有什么用呢？詠出“燕山雪花大如席”就能緩解雪天的寒冷么？顯然不能，人們還是要在雪天加上一件棉衣。就現實用途來說，讀詩是無用的，棉衣是有用的。因而，讀詩是荒謬的。可是人真的只需要一件棉衣么？在漫天飛雪中只想到棉衣是不是更荒謬？所以，辛波絲卡的那句詩可以改寫為：我偏愛讀詩的荒謬，勝過不讀詩的荒謬。
也許這只是一句虛妄的話。詩是虛妄的，鼓勵人讀詩同樣是虛妄的。還有一句更虛妄的話，它來自俄國詩人布羅茨基：
一個閱讀詩歌的人比不閱讀詩歌的人更難戰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