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文濤
陜西省嵐皋縣堰門鎮堰門村有一條近十里的山路，因當年有一支紅軍部隊在這里走過和戰斗過，被人們稱為紅軍道。
堰門村村前為漢江支流洞河，河對岸為同省的紫陽縣。紅軍時期進了紫陽縣，翻過巴山，便到了“通、南、巴，紅軍的老家”的以通江、南江、巴中為核心的川陜中華蘇維埃革命根據地。
走在這條道上的紅軍有69人，他們是中共陜南區黨委安康軍特支組織發動的國民黨安綏軍部隊起義人員，從安康城出發奔赴四川巴中川陜中華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的。起義部隊的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第一縱隊，進駐堰門村的時間為1934年2月23日，農歷時間為一九三四年正月初十。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隸屬于紅四方面軍，軍長余天云，政治委員李先念。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當年便駐防在四川巴中川陜中華蘇維埃革命根據地。
當年的這次起義我黨歷史上稱為安康起義。安康起義由中共安康軍特支地下黨書記王辛德、中共安康軍特支地下黨軍事委員袁作舟、中共安康軍特支地下黨宣傳委員王泰誠三人共同組織發動的。王辛德的公開身份為安康安綏軍司令部《民知時報》記者，袁作舟時任安康城國民黨安綏軍迫擊炮營副營長，王泰誠時任安康城國民黨安綏軍特務三連副連長。
安康起義原定于1934年2月22日即農歷正月初九晚上九時舉行，因叛徒告密，被迫提前于當天下午六時左右倉促應變，舉行起義。因敵人已有安排準備，在戰斗突圍后只帶出了原計劃的少量部隊。突出圍困的69名起義人員，按原計劃會合于安康城外西藥王殿山下，當即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第一縱隊，由袁作舟任縱隊長，王辛德任縱隊政治委員，王泰誠任縱隊游擊指揮。
當時駐安康的安綏軍部隊有一個旅，旅長為張飛生，又名張鴻遠。張飛生當天在駐防石泉的下屬部隊巡查軍務。安康起義后，得到消息的張飛生即電話命令沿途所屬國民黨部隊及民團圍追堵截起義部隊。起義部隊連夜急行軍，溯漢江南岸而上，經吉河口、火石巖、曉道碥子，第二天中午由大道河老街進入嵐皋，為避開洞河街周玉書民團，棄漢江邊主道進入街旁柳樹溝，再經蛟臘溝、團溪溝、甘溝、熬水溝，翻越蓮花寨下到泰山廟，一夜一天，急速步行一百六十多華里后，在第二天傍晚時分進入堰門村。
出生于1927年的陳啟桂老婆婆，今年94歲，發白如雪，卻耳聰目明，住在堰門村二組盧家院子，已五代同堂。老人說：紅軍來的那年我七歲多了，已記得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么多沒見過的人，還個個背著槍，八十多年了，到現在都忘不了。我記得，隊伍來這時，天麻麻黑了，村里人見來了隊伍都躲到山上花櫟葩樹林里，來的隊伍有幾十號人，都穿著灰軍衣，住在盧家院子、盧家四房院子、祠堂院子和馬家院子里。隊伍上人見屋里沒人便到樹林邊喊，說老鄉莫怕，我們是紅軍，是窮苦人的隊伍，我們是打和求平的，請老鄉們回家吧。膽子大的男人們回家了，見沒啥事便喊叫樹葩里的人，樹葩里的人也都回家了。有三個人住在我家，我在門外不敢進屋，有個人對我說，小娃娃，你莫怕，我們是好“糧子”，不欺負人。三個人說著外地口音，抱著槍圍著柴火，坐在木凳上靠著墻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我媽給那三個人煮了一頓紅苕包谷粥飯吃了，他們便到下面院子里集合到一起走了。
出生于1959年的盧在寶家在盧家四房院子天井屋的一側。住在舊屋里的他，說起院里的舊事，他說著去世多年的父親說過的話。他說他父親叫盧本群，紅軍來時二十多歲，那天天冷，他父親給紅軍抱來兩個花櫟樹疙瘩根燒火烤，院子里住著二十多個紅軍。天井正屋里三個領頭模樣的人在屋里開會，像是商量啥事，有個高個子背上背個長把子，手上還捏個短殼子，門口有三個人在放哨。
時光遙遠，更缺失準確的文字記載。根據1985年12月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輯的《陜西黨史安康起義專題資料集》記載，在屋里臨時開會的三位紅軍，應該便是縱隊的三位首長。他們是縱隊長袁作舟、縱隊政委王辛德、縱隊游擊指揮王泰誠。
當年三位紅軍縱隊首長開會的地方在盧在寶家左側一處空屋地基，原老房是盧哲學家的，老人已經去世，兒孫們都進了城，房子沒人住，前兩年下大雨漏水便垮了。三位共產黨員，三位腥風險境里的紅軍指揮員，在這空屋基上曾經的屋里，那晚，他們都說過怎樣的話，他們是怎樣面面相坐，誰北誰南，誰西誰東？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
八十年前紅軍進駐堰門村的事，在村里人中口口相傳著。
盧在寶和村里老人們介紹說：紅軍第二天天亮的時候在住的地方煮飯吃。那時窮農民家里也沒啥吃的，都是些紅苕、洋芋，好的便是些包谷米。紅軍吃了給的有銀元，也有給打借條的，吃完飯就以拍槍托為號，到祠堂院子旁邊的田壩集合。集合后紅軍便往洞河河邊走，想趟水過河進入紫陽縣。隊伍剛下到河邊茅草葩時，洞河對岸紫陽縣廟溝國民黨民團一個團丁向紅軍連開數槍，走在隊伍最后面的一位紅軍小戰士被擊中犧牲。那團丁開槍后便往身后的板凳寨山上跑，隊伍里一位紅軍跑向河邊，趴地舉槍，一槍便撂倒了那團丁。紅軍小戰士犧牲后，當地老鄉受縱隊領導的委托，將其埋葬于洞河東岸覃家灣山腳下。埋葬時，村上一位老秀才對著小戰士墳頭說：“長眠吧！”后來村民口耳相傳，把“長眠吧”叫成“長眠壩”。現在，在洞河岸邊，即小戰士長眠處，有一條長的沙灘，當地群眾為了紀念紅軍，把這條沙灘叫做了長眠壩。
修建于清代光緒年間的盧氏祠堂，藏著盧氏先民的過去，也記憶著紅軍的往事。盧氏祠堂當晚也住著十多位紅軍，這是盧家四房院子下往河邊的捷徑處。天亮時分的起步，三位紅軍指揮員也許是從這清代老屋前走過的。流年湮蝕里，屋子已顯破舊，露出陳年的質感，漫著深幽幽的往事。
從這里再出發，前方，有著一條條溝壑一座座山坡，有著一個個未知一場場戰斗。黨史資料上記載，起義的紅軍隊伍為避開廟溝盧勉齋民團和洞河街周玉書民團，順洞河而下三四里許，從堰門村下游的青春村曹家老院子門前涉水渡過洞河，溯紅巖口溝而上進入紫陽縣。正月十一經苗河，過深磨；正月十二宿營高橋鄉龍鳳寨；正月十三經鐵佛寺抵達繞溪鄉；正月十四進入聯合鄉盤廂河；正月十五清晨過營盤大梁時，誤將團丁當向導，誤入國民黨紫陽駐軍王耀晨團和紫陽毛壩鎮李靖山民團重兵包圍。經過一整天激戰至夜晚九時，縱隊游擊指揮王泰誠壯烈犧牲，縱隊政委王辛德等大部分官兵被俘，縱隊長袁作舟帶領十多人成功突圍，最終到達了川陜革命根據地。
縱隊政委王辛德等被俘人員后被押回安康集體槍殺。縱隊長袁作舟到達川陜革命根據地后在反擊劉湘六路圍剿的一次戰斗中犧牲，解放后前幾十年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地方黨史記載他時把他列為下落不明人員。2016年，省、市黨史部門通過大量走訪，前往巴中市查閱歷史檔案，發現當年紅一縱隊一部在縱隊長袁作舟的率領下成功突圍，克服難以想像的困難，堅持戰斗，經紫陽黃草梁到達川陜根據地與紅三十軍會合，會合時部隊僅剩四人。到達川陜根據地后，紅一縱隊的番號被保留下來，袁作舟仍為縱隊隊長。為鞏固川陜根據地，袁作舟于當年八月在反擊劉湘六路圍剿的一次戰斗中壯烈犧牲。四川省黨史部門編輯出版的收錄了13.8萬名紅軍將士名錄的《英名壯巴山》一書和巴中城外南郊紅軍萬人烈士陵園石碑上記載了袁作舟的名字。烈士陵園石碑上他名字后刻著“袁作舟（？---1934年）陜西人，安康起義領導人”。
袁作舟下落的發現，使黨史部門得出安康起義新的歷史結論，即安康起義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起義是成功的，它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在陜南的統治，支持了川陜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縱隊政委王辛德，又名建英，陜西洋縣東韓村人，1911年生人，犧牲時23歲。王辛德就義時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去刑場路上，沿途高呼“打倒國民黨”“ 漢江蘇維埃萬歲” 等革命口號，并在刑場向群眾講話，激勵革命后來者，其英雄氣概廣為流傳。
縱隊游擊指揮王泰誠，1912年出生于陜西臨潼縣北田鎮尖角村，犧牲時22歲。王泰誠的哥哥王泰吉黃埔一期畢業，陜甘邊區創辦人之一，曾任我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師長，后也壯烈犧牲。解放后，陜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革命公園建立了“王泰吉、王泰誠烈士紀念亭”，永志緬懷。習仲勛同志與王泰吉有著深厚的戰斗友誼，曾寫過一篇《深切懷念王泰吉同志》的文章，刊發在1984年3月3日的《人民日報》上。
縱隊隊長袁作舟，陜西澄城縣人，生年不詳。1927年考入馮玉祥西北軍官學校學習， 1931年，任安康安綏軍司令部迫擊炮營一連連長，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迫擊炮營副營長。
堰門紅軍道上紅軍浴血戰斗的英雄壯舉，一直影響和激勵著沿途的人們群眾。嵐皋建國后的第一部縣志，即1993年版的《嵐皋縣志》記載了這一壯舉。1989年版的《紫陽縣志》也記載了這一壯舉。近幾十年出版的《陜西黨史安康起義專題資料集》《陜南革命斗爭史》《紅色記憶》《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老區》《陜南軍事斗爭資料匯編》《嵐皋縣黨史》《紫陽文史資料》等史志文獻，都先后記述了安康起義紅一縱隊的英雄事跡。
堰門紅軍道上的紅軍故事吸引了縣內外的人們紛至沓來。為使前來的人們有更好的行游和食宿便利，當地沿著紅軍道廣植觀賞與經濟兼備的黃桃，打造著紅軍道十里桃花景致。還利用盧氏祠堂及紅軍屋舊址，正在建設著紅軍道展示館。
春天的桃花盛開著，它們沿著當年的紅軍道紅撲撲地綻放著。一樹樹，一行行，在堰門的山坡上，蜿蜒而又生生不息地行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