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維榮
安康地處秦嶺巴山之間，漢水橫貫其間，青山綠水滋養著世代安康人民，也為文人墨客提供了豐富的創作資源。千百年來無數作家寫出了難以計數的散文作品，20世紀80年代后，散文園地更是群星薈萃，旬陽市知名作家趙攀強就是佼佼者之一。
一
攀強先生1967年出生于漢江邊的旬陽呂河。作為一位地道農家寒門出身的草根作家，他走上業余文學創作之路，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每個人，尤其是他這樣比較有性靈愛思考的人對精神生活的偏愛與重視。這既是人作為一種文化存在的基本特征，也是人區別于普通動物的本質差別。其二是他作為一個身負公職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文化使命感的驅使。農校畢業前夕他正趕上耕牛發生“疫情”，他和獸醫員一道翻山越嶺救治。看到農民視為“命根子”的耕牛一頭頭死掉，心如刀絞。他發揮專業特長，查清“疫情”為耕牛誤食青杠樹葉中毒所致，很快研究出醫治方案并迅速見效。于是當即寫出《耕牛誤食青杠樹葉會中毒》的稿件，《安康日報》立即采用。農戶依法炮制，挽救了無數耕牛的生命。畢業后不久，即由農技人員改行成為小河區青年干部。從此他寫作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在努力搞好本職工作，撰寫宣傳文稿的前提下，把幾乎所有業余時間都用在了散文創作上。迄今，已在《安康日報》《陜西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延河》《當代陜西》《散文選刊》等數十家報刊發表散文、隨筆600余篇;獲得中國散文年會及省內外各類文學獎60余次。從2008年起，相繼出版作品集《旬河浪花》《太極城絮語》《留住鄉愁》《母親的升子》6部。《秦巴放歌》榮獲2011年中國散文年會最佳散文集獎、全國散文作家論壇征文大賽一等圖書獎。2014年6月18日，“趙攀強散文研討會”在京召開;他先后加入市作協、省作協和中國作協。
二
像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眾多出身農村的作家一樣，趙攀強散文創作的起點與著筆最多的便是對故鄉的書寫與懷戀，也就是屬于“鄉土文學”這個范疇。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提出“鄉土文學”這個稱謂時，將其含義界定為“寓居北京而憶述故鄉的事情和抒寫自己的鄉愁”。這是先生對王魯彥、許欽文、蹇先艾等鄉土作家進行了認真細致地分析后提出的看法。從魯迅的這一見解和其后眾多鄉土作家的創作實踐中，可以看出所謂“鄉土文學”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它必須是出身于農村的作家，經歷城市生活的熏陶，將故鄉作為審美觀照的焦點，而產生的真正的鄉土意識。回顧我國新文學興起迄今百余年的發展過程，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不論在哪個時期，凡從農村進入城市、走上文壇的作家，在他的創作生涯中，幾乎都涉及鄉土題材。區別在于有的只把它作為自己整個創作的一部分，有的卻畢生都在這個領域耕耘。趙攀強無疑屬于后者。
人生，最純真的歲月是童年，最難忘的地方是故鄉。當一個人從農村進入城市，經過為生活、事業的奔波、苦斗，對童年、故鄉形成了一種參照系和距離感時，對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攀強從小生活在陜南旬陽老家的土地上，這兒有他的親人，有他的童年伙伴和青少年朋友，他是在他們中間長大的，他對他們懷有深情，對整個家鄉懷有深情，對家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懷有深情。他的大多數散文，就是對自己這種內心深情的真實寫照。他老家所在的小村來家埡觀音堂，四面環山，三面環水，土地肥沃，林竹相間，景色宜人，每當看到老屋門前的青山綠水，便覺得這里是可以寄托靈魂的地方，熱愛之情油然而生。《故鄉的老屋》《夢里故鄉觀音堂》《老屋門前的竹園》《老宅古樹》《來家埡往事》《故鄉的小河》《家鄉的臥牛山》等一篇篇美文便漸次流出筆端。攀強在旬陽縣城工作生活二十多年，曾經多次描寫太極城，尤其是發表在《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的《綠水環繞旬陽城》，將他對家鄉山城的熱愛飽蘸筆端，洋洋灑灑，娓娓道來，如臨其境。這些作品中洋溢著靈秀的文氣和情真意切的詩情畫意。是他飽蘸著感情的汁液，以簡雅柔婉，清新明快的文筆，獻給童年、獻給故鄉的一幅幅彩色的畫，一支支深情的歌。就像一個熱情的向導，把讀者帶進了他夢縈魂牽的故鄉，讓我們飽覽秦巴山深處的佳山秀水、鄉風民俗。
“五四”以后興起的鄉土文學創作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堅持為人生之目的。茅盾在30年代中期所寫的《關于“鄉土文學”》中，就強調“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這也就是說，鄉土文學作家不能一味沉溺于或僅僅滿足于抒發“小我”的鄉愁、鄉情，而應當有對鄉土社會農民命運的更為廣泛的關切與反映。劉再復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中則說:“一個作家僅僅意識到自己必須反映現實，像一面鏡子似的反映現實還是不夠的，還應當以自己的精神主體為中介去感受現實，參與現實中各種人的情感經歷，與筆下的人物共悲歡，共愛憎，共懺悔，去對客體進行審美的再創造。”攀強很重視散文旨意的提煉，他的大多數散文的內涵不僅在于描山繡水，更在于抒發作者的某種人生感悟，使其于樸實平易中蘊含著思想哲理與人生況味，從而把我們帶入一個充滿理性思維的空間，使我們在感受美的同時，獲得思想的啟迪。《母親的升子》就是最典型的一篇。文章雖然只有1500余字，但卻介紹了農村家庭升子的用途，做法，尤其是“我”從母親用升子向鄰居借糧、還糧的做法、態度中受到的啟發教育。升子簡單的功用雖然只能裝三斤糧食，但其中卻包含著很多世道人心:改革開放之前農民生活的艱窘，糧食的奇缺;即使在這樣的狀況里，母親仍然堅守著善良、厚道的優秀品德，借來平升的糧食，還的時候卻總要超過升子平面的滿;借的一般面粉，還時卻是優質麥面。年幼的兒子認為這樣吃了虧，母親卻說:“做人要厚道，不能斤斤計較，在你困難的時候人家幫助了你，應該心存感恩，知道報答，借平還滿，心里才會踏實……鄰里之間要互敬互愛，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我們要時刻記著別人的好處，滴水之恩要涌泉相報啊!”看似平淡無奇的話語，卻包含著深刻的處事做人道理。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普遍真理。母親雖然遠離了兒孫，但“她給我留下的不僅僅是那口升子，那里有母親的生活，母親的故事，還有母親的人格，母親的教誨。更重要的是有母親的精神和我們的家風，她想讓我將其好好保存下來，留給自己，傳給子孫。”發表在《光明日報》副刊的《又聞水笑聲》，通過“家鄉呂河的水笑了”這種擬人寫法，生動形象地教育和啟發人們要保護生態和熱愛自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透射出思想的光芒。其他如《母親的捶布石》《守住家園》《留住鄉愁》《父親的故事》《用愛心讓花兒盡情綻放》等篇，也都具有這種形淺意深、小中見大的特點。
三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城市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傳統鄉土社會的自然環境與生活狀況日益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古樸的自然風貌隨著公路、鐵路的修建，景區的開發，農民自建小高樓的增多，青壯年的外出打工，多數已不再有過去的安謐寧靜，大集體時代幾十人一起勞動的紅火熱鬧，怎么看待與表現這種變化，是對當代作家歷史觀、文學觀認識水平的考驗與分野。某些既不真正了解歷史又未親身經歷農民真實生活狀況的白面書生，想當然地認為農民工進城，使農村變得冷落蕭條。實際上幾千年封建社會里，絕大多數農民何曾有過所謂桃花源式田園牧歌的生活?終年辛勞能擁有吃住溫飽等基本生存條件就很不錯了。
攀強作為一個熟悉農村，熱愛農村而又善于學習思考的鄉土作家，能夠比較全面客觀地認識與描寫改革開放帶來的農村變化。他一方面熱情地肯定，贊頌新農村農民基本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衣食住行水平的日益提高，另一方面也對某些群眾和基層干部急功近利，違背科學，人為地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進行批評。《老屋門前的竹園》，寫母親多次保護竹園不被砍伐的故事。希望農村多些像母親那樣的保護自然環境的人，正如文章結尾說的那樣“如果我們周圍的人們，人人不再砍樹毀竹，人人能夠植樹護綠，那么我們的家園將會更加美麗”。而《遠去的秦巴柴郎》，不僅僅是對過去貧困山村砍柴時代的描述和記憶，更重要的是對毀林開荒造成的巨大破壞的反思，呼吁人們從我做起植樹造林，恢復生態。
在《守住家園》中，他通過理性地分析思考，認為農民進城是時代的發展和歷史的潮流，應當肯定，但是不能急躁冒進一窩蜂地趕熱鬧。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創業有成，為城市做出貢獻，舉家搬到城里無可厚非;然而有些人住到城里只是盲目攀比，無事可干，只會給城市添亂。不僅被《海外文摘》發表，而且獲了獎。《水泉坪記憶》《留住鄉愁》等文章，以旬陽西溝風景區、水泉坪景區的改造為例，對新農村建設中的某些偏差，提出了積極合理的建議。認為城鄉一體化，不是要把農村建設的與城市一樣繁華，因而到處拆除傳統建筑，砍樹占地搞建筑，結果形成“農村不像農村、城市不像城市”的怪樣子，帶來很多社會問題。而應該因地制宜，盡可能保護、維修那些具有歷史價值、非遺價值的建筑與自然風貌，的確很有見地和啟示。
從選材立意上看，攀強的寫作不是隨心所欲，為文造情;而總是刻意從生活中捕捉那些曾深深打動過他的事件、人物、場景，著力挖掘其中的詩意和哲理。還有他自己在逆境中艱難跋涉的那些人生感悟，都很發人深省，開卷有益。
(作者系著名文學評論家、安康學院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