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松成
在文學大坐標上稱量安康文學
文學本身沒有邊界，也不應當有邊界。在文學的大坐標上，所謂的安康文學，它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地域的別稱。毫無疑問，安康文學隸屬于中國文學，是文學大坐標上一個精美的刻度，是中國文學這個龐大肌體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然，我們同時也要承認，作為一個地域上的特指，安康文學又是完整的、獨立的，它熔鑄了陜南的血性，吸收了秦嶺清曠、宏偉的氣質，汲取了漢水純美、高古的稟賦，從物質和精神的角度講，安康文學天時、地利、人和皆占，它似乎并不缺乏營衛的水分和土壤，然而，從建國到現在，或者說得更遠一點，從民國時期到解放初期，安康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可曾留下自己俏麗的面影？回答是肯定的，沒有！這樣的設問也許太過苛刻、太不近人情，甚至會有人指責標準太高，那么我們也可以將時間縮短、將范圍縮小，就整個陜西來看，建國以后我們在文壇上可曾出現重要的、產生轟動效應、被人們廣泛關注和爭相傳播的作品？好像也沒有！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期，安康文學也有過不俗的表現，在這個時間的檔期內，我們產生了幾位較有獨特個性的詩人、作家，如張宣強，他創作了大量的富有地域風情的民歌體詩歌，其代表作《斷奶》《樹上有路》等作品，在詩與歌的結合上有所開拓，民歌作為一種元素被溶解在詩中，且得到了新的蘊發和價值提升。陳敏是繼張宣強之后的詩人，他的詩率真火辣、情感飽滿，語言極富個性張力，其代表作《女兒紅》《茶鄉》等作品，給陜南詩壇注入了一種新的活力。而在小說創作方面，這一時期，女作家張虹表現得尤為突出，她善于在普通生活中發現和提煉素材，短篇小說皆輕靈活潑，其作品《雷瓶兒》《藍嶺紀事》《魂斷青羊嶺》等，均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九十年代末期，一直持續到“新世紀”以后，李春平以全新的小說家的姿態，將安康文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在長篇小說這個領域，連續不斷地探索和掘進，先后推出了諸如《上海是個灘》《情人時代》《上海夜色秀》《我的多情玩伴》《奈何天》《步步高》《領導生活》以及回歸安康后創作的帶有歷史況味的“鹽道”系列長篇《鹽道》《鹽味》等作品，無論是肯定或是否定，就我個人對安康文學的整體把握和了解，“新世紀”前、后期的安康文學，李春平都將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高度”。這個高度它絕不是虛無的，而是就存在本身來說，它已具備了一種堅實、沉穩的氣象……
九十年代末期以后，或者說“新世紀”以后，我們的文學隊伍和文學人才，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擴充，文學作品的數量和質量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這里有必要補充一下，所謂的“新世紀”，只是學術上對文學檔期的一個基本分野，也就是說當代文學從四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后期，已經畫上了句號。2000年以后，文學進入新紀元，即“新世紀”文學開啟了它前行的航道。這個階段風云變幻、江海翻騰，文學將置身于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潮流中，或沉沒或沖浪，一切皆取決于文學自身的生命韌性。這一時期，安康文學的整體表現還是可觀的，它脫穎出了像李小洛、杜文娟、邢世嘉、劉云、曾德強、王曉云、李娟、黃開林、魯緒剛、姜華、白公智等富有潛質和才情的作家，緊隨其后的還有一大批正在破繭化蝶的文學新人。
如果以“新世紀”作為一個起點，當我們用冷靜的、審視的眼光來回望安康文學，你會發現這一時期內，可圈可點的東西寥寥無幾，它所構成的文學的沖擊面，實在是不具備強勁的力道。我這里所說的“寥寥無幾”不是區域內的自我省察，而是站在陜西乃至全國的一個制高點來衡定和稱量，這一比較，自然就會發現我們的差距有多遠。冷靜、客觀、理性、批判地看待發展中的安康文學，這不是詆毀和貶斥，而是清醒的表現，只有具備這種心態的作家、詩人和批評家，我們的文學才可望在未來的行程中走得更遠……
安康文學究竟丟失了什么？
安康文學究竟丟失了什么？安康文學的瓶頸在哪里？安康文學為何沒有出現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畢飛宇、蘇童、余華等具有大師品格的作家？這些問題以不同的內涵和方式，曾經在人們的腦海里回旋和繚繞，而最終還是回到了一個原點上：安康文學當如何脫困？
脫困其實就是找尋出路，但沒有找到出路之前，則先要先確診安康文學的癥結所在。我們談文學不能撇開生存環境，撇開現實關系，撇開人世的苦樂與悲歡，倘若我們的作家沒有責任，缺乏擔當，那么良知何來？儒家文化講舍生取義，這是道義的體現，良知就是一種道義，而在新的歷史時期，它就是初心和本心，是與民生共休戚的情懷，也是作家心中的一桿秤。我敢說，如若沒有這桿秤的存在，中國當代文學能誕生《創業史》《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額爾古納河右岸》《塵埃落定》《穆斯林的葬禮》這些彪炳史冊的典范之作嗎？不會的！我這樣說，不是要求安康作家一定要寫出這樣的作品，我這里強調的是我們對文學所持有的認知態度，對文學價值的理解和掂量。
“新世紀”以來的安康文學，就創作意識上來說是混沌的、模糊的，這一點應該說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們的文學缺乏嚴格的調度和設計，很多時候，文學的消遣性完全代替了對文學的價值判定。消遣性是對思想的抵制、對靈魂的消解，它滋生出了對文學的游戲心理，當文字的品相一旦被玩弄、被戲耍，文學就會遠離血肉，遠離精神的掌控，漸漸淪落為行走的空殼。謝有順有句話說的極好：“小說既是語言的奇觀，也是生命的學問。”其實何止是小說，詩歌、散文以及其它的文學形式，都是對生命價值和生命美學的揭示，這“生命的學問”才是一切文學的真意，是作家自我存在的反映。試問沒有“生命”的文學，舍棄自我的文學，無論語言多么的華麗、奇詭，它又能承擔起什么？消遣這種游戲心理，在安康文學中是一股暗流，它滌蕩了文學所包含的莊嚴、宏大與高貴，它將文學拉扯到一種花哨、柔軟、香風徐徐的氛圍中，于是，文學不是崇高而是時髦，很多人喜歡廣告試的標簽，喜歡圈子內的相互吹捧，追求速度、追求快捷，文學不再需要思想去發酵，而是依仗功利來催生……很多人并未意識到，我們的文學在失重，我們的良心在走失，我們被市場所裹挾，而文學應該擁有的生長期被縮短再縮短。
在時代的變異中認識和考量鄉土文學存在的價值
“新世紀”以來安康文學，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思想準備不足，上陣的姿態，是松散的、倦怠的、嬉笑式的，這即是我上面說到的思維上的混沌和模糊。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清晰、明了的行動軌跡，缺乏意識形態的牽引，或者說缺乏哲學來引路。文學發展參差不齊、良莠混雜，一種以發表為動力的創作態勢，它將文學整個兒推到了功利化的馬車上，發表至上，在一些人的心里，幾乎壟斷了精神和意識。于是數量倍增，質量下跌，安康文學出現了泡沫試的繁榮。
當然，“新世紀”以來，我們的社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而文學所對應的資源也出現了此消彼長，如城鎮化建設腳步的加快，脫貧攻堅以及整體性的農民搬遷，鄉村振興戰略的穩步實施，這給我們的文學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課題，敘事手段和方式也將得到調整。審視這個時期以來的安康文學，其實不難發現，我們的創作重心似乎一直都放在鄉村以及城鄉結合的地帶，真正反映純正的城市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因此，就“新世紀”的鄉土文學而言，可望提純、整合的東西很多。我們筆下所描繪的鄉土，是淺層的、邊緣的鄉土，距離內核還相當遠，而就厚度和深度上講，我們在思想表現上，還不具備揭示現實，洞見時代的卓識與遠見。當然，也要承認，此時我們所面對的鄉土，已不是早期的鄉土，不是賈平凹筆下的《臘月·正月》《火紙》《雞窩洼人家》也不是《秦腔》；更不是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中的衰朽、原始、蒼勁的景象，我們所面對的是“新世紀”到來的“鄉土”，這是一個有待認識的“鄉土”，也是一個有著無限活力的新的、年輕的“鄉土”，這個“鄉土”其實又正在發生變異，同時也在無奈地流失……
從物質和精神的層面來講，我們所獲取的資源將越來越少，甚至面臨著文化生態上的枯竭，如鄉土風俗、情調、禮儀、語言、宗教、家族傳承以及環境暈染下的韻致和個人稟賦，這些精神的東西，正在消弭和淡遠，而與之相對應的環境和一些具體的物件，如村莊、院落、老屋、古樹、水井、石磨、耕牛、農具、麥場、水車等等，也同樣在一天天遠離我們的視線。這些象征農耕文明的精神和物質，它們的消失是不可再生的，而文學對于眼下的新的“鄉土”，需要重新認識、重新發現，重新調整我們的審美視角。“新世紀”的鄉土資源日漸匱乏，從發展的角度看，農民的生活環境、條件已是日新月異，但傳統的農耕文化卻正走向斷代的邊緣，那種秉承古老家風、古老習俗且具有古老耕作風尚和技術的“農民”，已是鳳毛麟角，一個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那就是我們的鄉土正在趨于同質化：生活的同質化、語言的同質化乃至氣氛和環境的同質化，因此，農耕文明遺留的產物（物質和精神），我們有必要加以傳承和保護。
“新世紀”的鄉土文學將如何來抒寫，這不只是一個課題，而是安康文學必將要承擔的責任。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已故著名評論家雷達的一段話：“隨著城市化、現代化對鄉村世界的進一步改變，鄉村靈魂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遠去，農民靈魂也大面積變異，讓人感覺到農民身上最寶貴的部分似乎在無可挽回地消失，就像土地被污染，被占領，被改變。”雷達的擔憂其實正在成為現實，但有一點我依然充滿著樂觀，鄉土題材這個被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共同詮釋的永恒母題，它的廣袤和深厚、豐碩和健美，作為一種富礦的存在，它的儲量將與文學的生命同在。 （上）
